全球先进技术产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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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尽管川普和拜登政府都放弃了美国长期以来推动全球市场开放的使命，但它们都保留了“所有出口都同等重要”的传统观念。事实上，自成立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于开放玉米市场或汽车市场的优先级一直持相对漠不关心的态度。所有对外贸易壁垒都被视为同等糟糕，所有出口都被视为同等重要。在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下，美国的贸易政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比其他行业更重要，这与当今全球经济中围绕先进技术的激烈竞争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并非因为美国贸易政策过于以消费者或工人为核心，而是因为其战略眼光短浅。如果美国想要赢得全球技术经济之战，贸易政策就必须优先考虑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半导体和App等高固定成本先进产业的全球市场准入。

然而，这种必要的转变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拜登政府已经远离贸易，或者至少采取了“暂停”的态度。该政府的官方声明支撑“鼓励向上竞争”的贸易和“以工人为核心”的贸易政策，但其行动表明其真正目标是限制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互依存。一个典型案例是，它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即使是与英国等盟友达成的“简单”协定。全球化怀疑论者认为，如果美国经济更加自给自足，那么就无需营造良好的美国商业环境。如果贸易协定能够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劳动、环境和税收标准，那么美国的税收和监管政策就可以不受阻碍地运作。美国或许可以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乌托邦，当时几乎没有外国竞争，这使得高企业税、高工会化和高工资成为可能。该政府拒绝接受，或者至少想要摆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即全球化带来了“黄金枷锁”，迫使各国采取亲市场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全球经济竞争是实现其以工人为核心的理想社会的主要障碍。

当然，鉴于过去二十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以及私营部门工会化程度的下降，这种愿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尽管内向型贸易议程可能会促使一些产业回流，但其代价可能是美国在许多甚至大多数先进技术产业中失去领导地位，而这些产业是美国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技术经济实力的核心。原因很简单：许多贸易部门的产业仅靠美国市场就能取得成功，但几乎所有先进产业都需要全球贸易和开放市场。通过放弃这一目标，拜登政府使美国的技术产业走向缓慢衰退。

为了避免这种命运，国会和政府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贸易政策方法，使其与总体的先进产业战略相一致。这意味着要基于一种更复杂、更精细的产业和竞争力方法来制定贸易政策，摒弃那种简单的“李嘉图主义”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出口都必须基于美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必然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尽管这种简单模型可能适用于低工资、自然资源型经济体（例如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举的葡萄牙葡萄酒的例子），但它从未适用于先进工业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是通过塑造、赢得和获得的，而不是自然显现的。德国擅长生产机床、台湾在半导体领域领先以及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天然的原因。这三者都反映了政策选择对先进产业的作用。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需要基于一种理解，即某些产业（如芯片）比其他产业（如薯片）更为重要，而且前者需要比后者更大的市场。

引导贸易政策的四个因素

为了将美国产业结构向附加值更高的先进领域转变，以应对与国际竞争，更具有战略性的贸易政策需要基于以下四个结构性产业因素：

1. 行业工资水平

   原则上，贸易政策不应试图保护低工资行业免受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

2. 行业的国内属性程度

   一些行业是基于资源的（例如，木材和木制品行业通常靠近森林）。还有一些行业由于运输成本较高（如软饮料和水泥）而不太可能被运往极远的距离。贸易政策无需优先考虑这些行业。

3. 行业的自然资源基础程度

   在某些行业中，生产受国内自然资源的影响（例如，牧场和牲畜、肥沃的农田和大豆、石油盆地和石油）。尽管全球市场能够扩大这些行业的产出，但这并非至关重要，因为即使它们的市场仅限于美国，它们仍然具有竞争力。除非面临外国掠夺性行为，否则贸易政策无需优先考虑这些行业。

4. 行业固定成本的高低程度

   创新型行业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在生产出第一件可销售产品之前必须承担非常高的固定成本。因此，产品的平均成本显著高于其边际成本。App行业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开发第一个App副本可能需要花费数亿美金，但额外的App副本几乎可以零成本生产。同样，将一种药物推向市场可能需要超过25亿美金，但生产单剂量的实际成本要小得多。波音企业在售出第一架787梦幻客机之前投资了超过150亿美金。制作一部影片的成本可能在1亿到2亿美金之间。经济学家将这类行业描述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这意味着每多销售一件产品，利润率就会更高，因为成本会下降。这些高固定成本行业通常是技术密集型的。

为何固定成本如此重要

看一个假设的例子，假设一个行业的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20倍——分别为1000美金和50美金。换句话说，该企业必须在研发、设计、设备及其他固定成本上投入1000美金，才能生产出第一个产品单位。随后，企业还需要为每单位产品的能源、材料和劳动力支付50美金。如果根据市场条件，企业能够以每单位70美金的价格出售产品，那么由于其高固定成本，在售出超过50个单位之前，企业将会亏损。在此之后，企业每多售出一个单位，利润就会不断增加。对于这些高固定成本行业来说，规模至关重要。假设由于贸易限制，市场规模仅为75个单位。如果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必须将收入的10%投入持续的研发，那么它将亏损25美金。然而，如果通过贸易将市场规模扩大到100个单位，那么企业将会获得300美金的利润，其单位利润率将从-0.48%上升到4.29%。

此外，在高固定成本行业，规模可以降低成本。如果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75个单位，那么生产第75个单位的总成本为63.33美金；而如果能够在全球市场销售100个单位，成本就会降至60美金。这就是为什么规模对于高固定成本行业如此关键，以及为什么如果美国想要保持先进产业的竞争力，政府必须尽其所能最大化可用市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企业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产品，并最大化研发投资，以在未来的产品周期中保持竞争力。鉴于美国每一个先进产业都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哪个国家能够获得新增的边际销售。如果美国的贸易政策不推动这些领域的市场开放，那么这些产业将无法获得所需的规模，并最终输给竞争对手。相比之下，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市场开放，并推动中国高固定成本产业的主导地位。同样，尽管欧洲的创新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欧盟在与全球贸易伙伴寻求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欧盟与72个国家签订了41项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仅与20个国家签订了14项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政府并未衡量行业在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方面的差异程度。然而，一种估算方法是评估生产工人工资与总工资的比例。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比例较低的行业，通常生产工人的占比更高。而那些在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非生产活动领域雇佣更多非生产工人的行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

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制造业数据，按照这种方式对364个制造业行业进行了排名。表1显示了2017年生产工人薪酬占总薪酬比例最低的十大行业。例如，在半导体机械制造行业，总劳动力成本中只有17%用于生产工人，而其余相当一部分则分配给了工程师和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40或50位的高固定成本行业大多是先进产业，美国必须在这些领域保持实力，否则就会输给竞争对手，包括半导体、计算机、仪器和通信设备等。

相比之下，更为传统的行业具有截然不同的成本结构，其中固定成本仅略高于边际成本。假设一个企业在生产第一个产品单位之前，在研发、设计及其他固定成本上花费了50美金，而每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包括能源、材料和劳动力）也是50美金，那么它只需售出三个单位即可开始盈利。假设由于贸易限制，市场规模被限制在75个单位，那么第75个单位的总成本将是50.67美金。如果贸易政策开放了外国市场，企业得以销售100个单位，那么边际利润仅会增加不到1%，而第100个单位的成本仅会降低16美分，降至50.50美金。换句话说，即使该企业占据了全球市场的100%，其成本降低和额外利润也将是有限的。在这些行业中，美国国内市场通常已足够使其最大化生产效率并保持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力。

低固定成本行业更多地因工资水平而异。图1显示了不依赖自然资源的60个最低排名行业中，平均时薪最低的十个行业，这些行业基于生产工人工资与总工资的比例。它们全部属于传统的低工资制造业，例如家具和服装。图1还列出了同一组60个低固定成本行业中时薪最高的十个行业。这些行业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生产、金属罐制造以及造纸和纸浆厂。

成本结构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的贸易观念模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倾向于那些低固定成本行业，因为仅靠美国市场就足以使这些行业取得成功。对于这些行业来说，国内贸易政策（如“购买美国货”条款和关税）以及有限或几乎不存在的外国市场开放，并不会对行业竞争力和成本结构造成太大损害。扩大这些行业的市场通常不会显著提高利润率或降低成本。尽管这一情况适用于大多数甚至所有低固定成本行业，但对于高固定成本行业却并非如此。  

即便在低固定成本行业内部，也有必要进行区分。对于低工资、低固定成本行业，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对于这些行业，美国应该完全拥抱自由贸易。在这里，李嘉图贸易理论是有效的：低工资国家应该专注于低工资、低固定成本行业，并从美国进口高工资商品和服务。此外，这些低固定成本行业大多对中美竞争并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应该通过与低收入国家采取更多市场开放措施，促进这些行业的全球分工。在这些领域，政策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进行调整。

对于高工资、低固定成本行业，一些保护主义措施（例如关税）和一个有保障的国内市场（例如“购买美国货”）可能是必要的，或者至少比将这些政策应用于高固定成本行业时的危害要小。一些保护主义和平衡竞争环境的措施可能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占到了所有贸易赤字国家全球贸易赤字的75%。由于美金结构性高估、缺乏边境可调整的增值税，以及企业而非政府支付健康保险的要求，这些行业的成本在美国更高。但如果要对高工资行业实施保护，那么它应该被严格应用于最终产品行业（如汽车），因为主要由消费者承担更高的成本。对中间产品（如钢铁或芯片）征收关税的问题在于，它们会提高国内最终产品生产商的价格，使它们的竞争力下降。

最后，对于高固定成本行业，贸易政策需要推动实现尽可能大的全球市场规模。这是因为每一次额外的销售都会比前一次带来更多利润，并降低单位成本。额外的收入会引发再投资，形成良性循环，而较低的价格则有助于美国企业与外国竞争对手竞争，这两者对于保持领先于国外竞争对手至关重要。

确保高固定成本行业拥有尽可能大的市场需要美国制定一项新的贸易政策：既不是旧的“自由贸易”模式，也不是目前美国袖手旁观、而其他国家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议的现状。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点应该是要求其他国家为美国的高固定成本行业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美国应该限制它们进入美国市场的准入。

正如在旧式的自由贸易模式中一样，这需要签署“简单”的双边协议，例如与英国达成的协议，这本应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但它也意味着要拥抱并推进像《信息技术协议》这样的特定行业协议，该协议消除了某些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关税。这意味着要抵制其他国家的数据本地化努力。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要牵头建立一个涵盖太平洋和大西洋志同道合国家的全面协议，承诺对低工资、低固定成本行业以及高工资、高固定成本行业实行自由贸易。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创造出一个急需的、更大的盟友市场，让盟友的高固定成本企业能够出口并竞争。它还将为低工资国家开放市场以接纳高固定成本出口创造杠杆。一个全球性的“志同道合者”市场也将极大缓解对先进技术和相关供应链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担忧。

然而，如果美国要在高固定成本行业取得胜利，美国贸易政策还需要采取另一个关键步骤：限制部分国家的企业在高固定成本行业的销售。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市场使高固定成本企业能够销售更多产品，但如果更大的市场伴随着更多的竞争对手，那么每家企业的销售额可能会下降。川普政府曾牵头限制中国在电信设备领域的收益，通过禁止HUAWEI和中兴，并说服许多盟友采取同样的措施。

回应质疑

一些人会反对，认为所有工作都是好工作，那么美国政策为何不应保护所有行业呢？但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其他国家也会相应采取行动，从而导致市场分裂。一些目前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行业可能会扩张，但那些目前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的行业则会收缩。前者往往支付较低的工资，并且在与国外的技术经济竞争中战略重要性较低。

但全球市场扩张不是对所有行业都至关重要吗？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最近写道：“当美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那里居住着全球约95%的消费者——大家作为全球社会就会获利并繁荣。”但重要的是要指出，这实际上只对高固定成本行业成立。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全球其他地方也是95%的生产者所在之处。如果不是因为美国需要全球规模经济，以及美国需要进口那些自身无法生产的东西，美国经济在不进行贸易的情况下也不会比进行贸易时更大。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全球市场扩张并非必不可少，只是用于销售更多产品，而基于劳动力供应，国内市场对此也有一定限制。但对于高固定成本行业来说，全球市场准入是生死攸关的。否则，它们的成本无法降低，无法继续投资研发，竞争对手将获得结构性优势，最终可能导致美国高固定成本企业及其行业的消亡。美国贸易政策是时候认识到这种更加复杂和微妙的现实了。